这三条根据，第一条是司马迁的户籍，是当时的官方文书，第二、三条是司马迁自己写的东西，这都是最原始的材料，价值最高。这三条材料合起来看，最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只有取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才能与三条都合（参看附表）。如取景帝中五年说，三条都不合。主张景帝中五年说的，对这三条的解释，虽尽力牵合，但上述不合之处，是无法弥缝的，因此证明建元六年说是完全正确的。[7]
按一般道理来讲，论证至此也足以自成一说了，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又进而写了“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说辨”，提出两条证据，证明此说之“不能成立”。作者还于文后列出“司马迁行年新旧对照表”，进一步证明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不可易”[8]。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司马迁生年做了论证，其认真与严谨，自不待言。当然，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二说，可能还会争论下去，但赵先生此文，显然是大大加重了建元六年说的分量。由此我们不仅进一步领略到赵先生的治史风格，而且也进一步窥见到赵先生的考证方法。
史学的魅力，因得考证之功而益彰。但是，考证毕竟是繁难而艰巨的。如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探讨，是20世纪许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天文学者所关注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赵先生倾注了许多心血。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他先后发表了《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9]、《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10]、《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11]、《关于周初年代的几个问题》[12]、《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13]、《夏商周年代考》[14]等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被收入“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之一《武王克商之年研究》[15]。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赵先生再一次把传统的考证方法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不仅把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而且把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天文学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赵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谈到他和天文学家共同研究的情况和计划。赵先生那种真诚、执着和自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