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思想价值主要在于,它以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换言之,《资治通鉴》证明了史学对于政治的极其重要性。这集中表现在司马光说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句话上。在中国史学史上,这种知古察今、以史为鉴的思想由来已久。《资治通鉴》在这方面之所以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事实,以及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所谓“十六代”的漫长历史过程,而涉及的皇朝的兴衰得失则更多。在这一点上,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以往任何一部史书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另一个原因是,司马光有一种强烈的以史学“资治”的撰述热情,所以在纷繁的史事中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写入本书,从而鲜明地反映出本书的社会目的。宋神宗赐以“资治通鉴”为名,正是恰当地把握了它的社会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司马光把自己从而也把读者摆到各种各样的历史环境里去思考,去抉择,使历史和现实得以呼应起来。他说的“前世之兴衰”,这是史书上可以写得出来的;他说的“鉴”,有的可以写得出来,如“臣光曰”或援引前代史论,有的就无法写出来,而必须通过读史的人去思考、去认识才能实现的。至于“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基本上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了;确切地说,这是通过认识历史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现实问题。所谓“考”,所谓“嘉”、“矜”、“取”、“舍”,都是对作者和读者提出来的。司马光的这种撰述思想和他在表述上的艺术性成就,使《资治通鉴》具有特殊的魅力。元人胡三省认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34]《资治通鉴》为历代君臣、士人所重视,大抵出于这种认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叙论》,是古代史家对《资治通鉴》思想价值最全面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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