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大主语、大主句的形成正是思维整体取向的产物，也是汉语整体偏向的集中反映。由于大主语、大主句的存在，汉语往往可以在宽泛而不受限制的语境中，依据语义和主题的内在逻辑，形成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模式。具体来说，汉语语句的指称不必执着于某一对象的性质与特征，不必因为词句指称的有限性而限于个别或少数现象的描述当中。特别是对那些相互关联的现象、模糊的现象，大主语的句式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它不仅能把握整体对象，也能贯通主客，将主体的意念、意向灌输于其中。所以，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说：“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断它的含义。必须把它们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34]
与汉语的整体偏向相反，印欧语显示出分析性的倾向。例如，在古希腊语中，每个词的意义单元可以分解到非常小的“颗粒”，使得古希腊人在他们的语言交往中对意义的组合有着很大的自由和灵活性；音素和词素单元的高度细分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研究表明，俄罗斯民族的语言文字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作为一种拼音字母文字，它在构词、语序和语篇等方面，均体现出分析性思维的特点。[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