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渤更惨。
其实李渤的态度要比苏轼严谨得多，苏轼只是顺道过来玩玩，李渤却是专门“访其遗踪”，并没有“臆断其有无”，而是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把山南山北的石头都敲击了一遍，仔细辨别，声如钟鸣，所以认为石钟山即由此得名。这种说法虽不一定确切，但无疑也是建立在考察基础上的一家之言。
苏轼否定李渤的理由也很牵强，说什么“石之铿然有声音，所在皆是也”，但他却没有列举出哪些山是这样的。这种反驳手法，看起来得力，其实等于没说。
最奇怪的是苏轼自己的理论。
他先是写了一大堆与文本主旨无关的景色。然后切入主题，说“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因为“与风水相吞吐”，所以发出了很好听的声音，“如乐作焉”。
苏轼就根据这块“可坐百人”的大石头，断定石钟山得名的真正渊源。而他的这个说法，实在是结合了郦道元“水石相搏”理论和李渤的山石作响理论。李渤好歹是调查了全山而得出的结论，但苏轼只看到一块大石头，听到一点声音，就下了断语。谁才是真正的“臆断其有无”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