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让我颇感意外。在我的记忆中，文先生完全够得上是一个很和善的人，怎么会至于不好接近呢？我与文先生交往并不多，但自认情谊尚不在泛泛，我想象不来他的“恃才傲物”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最先碰到他，是在图书馆的古籍部。那时湖南师大的图书馆还在校园中最高的那座小山上，山脚下是一条马路，古籍部则在书库的五楼和六楼。要上古籍部得先入书库，本来我是不够资格的，因为做毕业论文的需要，有幸得到特许。那样的一个所在，进进出出的实在也没有几个，每天按时来点卯的，除我之外是我那年逾古稀的导师，别的还有没有我已不记得了。偶尔露一面的，则颇不乏人物，当然也以长者居多，如中文系的何泽翰先生（著有《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每次来都声震屋瓦，我便是在那里得以一睹他尊容的。
文先生来得并不张扬，每次待的时间也不长，轻车熟路的，查完书就走。以至于好长时间我都搞不清他是何方神圣。照过好几面之后，有一天我冒昧请教他尊姓大名，他用一口纯正的老派长沙腔作答，并用笔写下“文元珏”三个字以免误会。实话说，我当时并没有把这几个字太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从别人那里听到他的故事。
说故事的是历史系的一位研究生，与我同年级。那是一个妙人，堪称怪才。论聪明，论功底，他在我们那一届研究生中是数得着的，就是在我从小到大所有同过学的人当中他也数得着，但他却不读书。不读书本来没什么，那几年不读书已渐渐地成为时尚，但他却掩抑不住满身的才气，特别地消沉，又异常激愤。据说他在外头做生意做得很起劲，我没有得见，但在寝室里搓麻将搓得不舍昼夜，则确属事实。我经常在凌晨三点睡觉前听到他们那边传过来一种熟悉的声音，时而“嘈嘈如急雨”，时而清脆如炸雷，有时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雨声雷声仍在继续。有一天黄昏我从水房洗碗归来，经过那门口，看见他独自在赋闲，于是进去，想和他谈谈毕业论文的事。他陡然发出一声长叹。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和几句“读个鸟书”之后，他忽然向我慨叹起读书之难。他的难处如今我已不好意思启齿，因为我也已经忝为人师，但他讲的具体事例当时的确令我觉得新奇。他说，他曾在一条史料中碰到用典，遍询诸名公不得其解，后来向一位老先生请教，老先生竟脱口指出，典出《诗经》，使他的疑难涣然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