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当时的听众和批评家对此作出的回应也凸显出这一点。1769年，德国批评家戈特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写道，“我们一会儿满怀同情，一会儿又突然愤怒起来”。他问道：“为什么？怎么会？对谁愤怒？我们的灵魂是因为对谁充满怜悯才如此愤怒？又或者是其他什么人？”莱辛以歌剧或是日常生活的标准来衡量新的器乐概念，他迷惑于一连串迅速变换的矛盾，以及明显毫无来由的情感。他表达了一种迫切的愿望，即将音乐视为角色的再现，而这种愿望则一直延续下来，到19世纪即将来临之时，观众与批评家越来越多地将贝多芬的交响曲视为对角色的塑造，是以声音对某些杰出个人进行刻画描写。贝多芬自己也支持这一点，他一度以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来命名自己的《第三交响曲》（“英雄”， Symphony No.3）。尽管当他意识到波拿巴不过是又一个独裁者之后撕毁了这一题词，但是替换之后的标题恰好引发这一类诠释：“英雄性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