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过程中,具有民族史考察的自觉意识。因此,他非常关注民族问题和民族活动地区问题。这在本纪、表、世家、列传中多有记述。例如,《周本纪》记其先人不窋、公刘事迹:“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27]《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28]《六国年表》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29]后来,秦国的称霸就是以戎狄之地为其支撑,《秦本纪》这样说:秦穆公时,“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30]。可见,周、秦之兴,都与戎狄有所关联。
又如《吴太伯世家》记周文王以前有关其氏族之事,从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荆蛮义之”[31]等记述,联想“禹兴于西羌”、秦自戎地崛起称霸,都是民族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楚世家》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其后人“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32]。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在春秋时期楚国被各诸侯国视为南蛮落后之地的楚国,其先人亦出于黄帝。此外,在《魏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中都有类似记载。这表明在古代“中国”与“夷狄”在地域上并不是截然分割的,族与族之间的界限也不是不可逾越的。这同样表明,在司马迁看来,在民族史上,“诸夏”(或曰“中国”)与“夷狄”存在许多交叉,也发生过不少相互转化,而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这种交叉与转化的重要原因。